缺席与对话：中澳科幻末日书写比较研究

缺席与对话：

中澳科幻末日书写比较研究

Absence and Dialogu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pocalyptic Writing

i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Science Fiction

文/郭润怡

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科幻文学。

一、引言

“库克船长在五个世纪前发现澳大利亚时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全人类会聚集到这块曾经无比空旷的大陆上。”

——《三体·死神永生》

故事要从《三体·死神永生》的人类大移民说起。在这部中国科幻里程碑式的作品中，人类对三体文明的威慑失败，三体文明即将殖民地球并实施对地球的“去威胁化”，他们将澳大利亚划分为人类文明的保留地，要求全球四十二亿人类在一年内移民到澳大利亚，期限结束后未移民的人类将被暴力清除。起初各国并未响应，但三体人在发布“保留地声明”的五天后袭击了北美、亚洲和欧洲的三座大城市，三十万人因此殒命。人类被迫开启了向澳大利亚的移民。

这里并不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寻找的应许之地。粮食短缺、生存空间一再被压缩、各国政权的冲突频发，诸多不安因素随着涌入的人口不断积聚，人类在三体人到来之前就已将暴力施加在自己的同胞身上。“这些阴暗的日子里，无数人早上醒来时都不相信自己真回到了现实。他们发现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倒退了如此长的距离，一只脚甚至已经踏进了中世纪。”XII在艰难的移民完成之后，三体人发布了“去威胁化”的第二道指令，澳大利亚保留地将与外界完全隔绝，未来三个月保留地必须处于低技术的农业社会状态，包括电力在内的任何现代技术都被禁止。已有的粮食只够所有人口支撑一个月，当现代工业停转，人类只能同类相残以求生存。

相信末日小说的忠实读者对这段书写不会陌生，残酷的生存竞争是所有末日小说关注的重点，在极端情境下，人类不得不抛下几千年来演化出来的道德与伦理，重回动物本性。但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全世界七个大洲和近二百个国家里，为什么三体人选择的人类保留地是澳大利亚呢？

从世界地理版图来看，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独占整个大陆的国家，四面环海，与其他大陆板块完全分离。对于一个被剥夺了现代工业能力的文明而言，广阔的海洋是比任何人工壁垒都更有效的屏障。这种地理的孤立性为三体文明对人类的殖民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澳大利亚的资源分布和自然环境也非常符合三体人对人类进行内部消耗的意图。三体人的目标不是豢养人类，而是要通过残忍的内部竞争将人类从四十亿人口削减到五千万，将人类文明变成活标本。澳大利亚虽然幅员辽阔，但真正宜居的地区非常有限，主要人口都分布在沿海地区，而内陆则是大面积的沙漠和干旱地区，水资源极度匮乏。当有限的水源和耕地被占据后，人类内部必然爆发惨烈的冲突，自动完成血腥的人口筛选。

最后，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澳大利亚曾作为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小说中的澳大利亚土著弗雷斯在谈及三体文明对人类的殖民压迫时曾说：“孩子，人做过的，神都记得。”XIII刘慈欣有意借用这段历史，实现了一场宇宙尺度的角色互换。人类曾是强势的征服者，他们驱逐、屠杀和奴役其他种族，但在更强大的宇宙殖民者三体文明面前，人类毫无反手之力，同样沦为了被处置的对象。三体人的选择极具讽刺意味，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人类文明以一种残酷而荒诞的形式完成了历史轮回。

远离世界版图中心的地理位置、恶劣的生态环境、原住民与殖民者的抗争历史……以上这三个因素不仅是笔者对《三体》书写意图的推断，也是孕育着澳大利亚独特的末日美学的重要养料。正如莱曼·塔沃·萨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曾提出，澳大利亚对自身内外威胁的感知使反乌托邦主义尤为盛行，这些威胁包括“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持续面临毁灭性火灾、洪水和干旱的威胁；与原住民群体关系紧张；以及将自身视为小国，而将亚洲北部地区视为持续威胁”XIV。这些问题都在澳大利亚的末日小说有所呈现，例如将澳大利亚作为世界末日的最后幸存地的《在海滩上》（On the Beach, 1957）和《挚爱之子》（Beloved Son, 1978），书写气候灾难和资源危机的《溺亡之塔》（Drowning Towers, 1987），还有用外星文明殖民地球隐喻澳大利亚殖民历史的《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 2017）。

灾难题材的科幻小说作为折射民族文化心理与生存智慧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亦形成了独特的创作谱系。不同于澳大利亚作品中根植于本土历史与地理困境的焦虑叙事，中国的灾难题材科幻作品往往承载着对冷酷宇宙的敬畏和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略有遗憾的是，在《三体》之外，中国的科幻小说其实很少在末日叙事中提及澳大利亚；而在澳大利亚的末日想象中，中国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坐标。本文旨在梳理中澳科幻中的末日书写，探索二者的独特性与共通之处，以期弥补中澳末日叙事中彼此缺席的想象。

二、边缘与中心

查尔斯·甘农（Charles Gannon）曾提出，每个国家对核战争的认知往往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例如英国国土面积较小，英国小说通常将核战争描绘为世界末日，他们的文化认同以首都伦敦为中心，因此伦敦等城市的覆灭往往成为了灾难小说的标志性意象；美国则幅员辽阔，且任何一个城市之于美国都无法具有伦敦之于英国的重要意义，因此美国的末日书写不以城市为中心，而是可能发生在农村、公路等任何场景。XV而且美国对末日的想象比起英国更为乐观XVI，生存主义是美国末日小说的核心特征XVII。

罗斯林·韦弗（Roslyn Weaver）根据这一思路考察了澳大利亚的末日书写，认为澳大利亚的末日想象来自一种“世界边缘”的特殊认知，当全球的重大事件在遥远的国度上演时，澳大利亚往往只是旁观战局。在澳大利亚的末日文学中，当灾难摧毁了全球的主导力量，澳大利亚似乎能逃过一劫。“这种叙事将澳大利亚塑造为末日预言中的新世界，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乌托邦空间。”XVIII在小说《在海滩上》，当疯狂的核战争在北半球爆发，澳大利亚由于它偏远的地理位置暂时幸免于难。在《挚爱之子》中，世界因“五日危机”（Five Days）陷入混乱，这是一场由生化战争、饥荒、瘟疫和资源枯竭构成的连锁危机，世界各国都遭受重创，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十几个地区长达百年无法居住，而澳大利亚几乎未受波及，仅仅遭受几枚炸弹袭击。然而这种想象中的乌托邦却暗藏了一种悖论。《在海滩上》的最后，北半球所有生命均已毁灭，致命的放射性尘埃正随着季风缓缓南下，无论小镇的人们觉得自己如何无辜，他们终究被卷进了这场世界范围的灾难中。

甘农和韦弗提供了一种思考末日文学的有趣思路，如果我们进一步延伸到中国的末日书写，就会发现中国的末日想象既非城市也非乡村，更不会把自己视为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在中国的科幻小说中，末日的威胁必然降临于全世界而非某个国家或民族，不论是《大饥之年》和《十字》中的疾疫蔓延，《三体》中的外星人入侵，还是《流浪地球》和《逃出母宇宙》的地球危机，灾难的版图都是以世界为中心，反映出中国科幻作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在小说《十字》中，作者王晋康用恐怖分子的埃博拉袭击呈现了这一议题。当日本总理三木询问，为什么人类发现埃博拉病毒比艾滋病更早，却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病毒学家梅茵回答道：“因为这种病一直局限在非洲传播，没有威胁到西方世界。”XIX从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来考量，不涉及本国利益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无可非议。但是当埃博拉病毒被恐怖分子以人肉炸弹的方式带到日本时，人们才深切地认识到，“在现今的‘地球村’里，所有民族的生死利害已经捆到一块了”XX。

在中国的科幻叙事中，不仅灾难的范围会波及全世界，拯救地球的任务也绝非凭借单个国家或民族的努力可以完成。在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中，科学家发现太阳内部氢聚变加速，将在400年内发生氦闪，膨胀为红巨星并吞噬地球，世界各国成立联合政府，集合人类全部力量实施耗时2500年、延续100代人的地球逃亡计划。后来导演郭帆将这部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更为直观地展现出全人类携手奋战的壮烈场面。在电影的高潮，行星发动机自动点火程序失效，无数救援队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一起手推撞针启动点火程序。那一刻人们摒弃了语言和肤色的差异，为了人类的未来并肩作战。第二部电影同样延续了这种全球救援的理念，当月球脱离轨道即将撞向地球时，联合政府征集全球各国所有的核武器来炸毁月球。原本用于互相伤害的核武器在此刻转化为人类共同的救生索。

三、统治与抗争

“后末日科幻既展现出我们最深切的恐惧，同时也传达了我们想要重新开始的愿望。”XXI世界末日塑造了一种封闭的试验场，在既有的伦理和法律崩塌之后，人类社会可能走向合作共赢的乌托邦，也可能走向更可怕的专制统治。

在卡罗琳·麦克唐纳（Caroline Macdonald）的《末日湖畔》（The Lake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1988）中，少年赫克托耳（Hector）自幼生活在地下封闭社区，社区由“顾问”（Counsellor）掌控。这里与世隔绝，传闻外界已因灾难毁灭，地下社区是唯一的人类幸存者居住地。直到有一天赫克托耳遇到了翼装飞行的少女黛安娜（Diana），看到了与其认知截然不同的真相。原来地下社区是“顾问”为实行专制统治而编造的谎言，他以世界毁灭为谎言，诱骗科学家、医生等精英入驻地下，将他们囚禁为自己的帝国子民。这部小说充满了儿童文学的温情，作为后末日小说却少见人性异化和生存斗争，除了唯一的反派“顾问”，其他的角色都展现出人性之善的一面，最终结局也是“顾问”自食恶果被淹死在自己打造的地下帝国。但是在儿童文学的标签之外，这部小说提出了一种末日的阴谋论设想——如果灾难并未降临，人们只是被统治者囚禁起来。

澳大利亚作家安德鲁·麦加汉（Andrew McGahan）书写了这类设想的成人版本。他的小说《地下反抗军》（Underground, 2006）结合或然历史的叙事，虚构了911袭击的另一类真相。小说中，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被恐怖分子用核弹炸毁，政府在收到恐怖分子的威胁后及时疏散所有群众并转移了美术馆和博物馆中的重要藏品，在核爆炸前完成了撤离行动。这场恐怖袭击看似被完美解决，却为国家带来了更深远的危机。其实核爆炸并不存在，真正的堪培拉被秘密保留，成为国际势力的全球治理中心，各国政要、军火商、恐怖分子在此秘密集会，维持反恐战争的虚假状态，以此巩固权力、瓜分全球利益。美国特工山姆（Sam）向反抗者里奥（Leo）揭示了危机和敌人的意义，只有塑造危机境遇或者敌人的存在，才能让国家团结起来，将国家内部的矛盾转移到外部，为所有社会中的乱象寻求宣泄的出口。这种统治策略也对应了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曾提出的“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政变、恐怖袭击、市场崩盘、战争、海啸、飓风等灾难会将整个社会推向“集体休克状态”（collective shock）。休克主义是对酷刑审讯思路的模拟，“正如被恐吓的囚犯会泄露同伴的名字并背弃信仰，处于休克状态的社会往往也会放弃本应坚决守护的东西。”XXII正是借由这场虚假的恐怖袭击，总理伯纳德通过了紧急状态法案并摆脱了议会的制约，政府借反恐名义逐步实行高压统治，他们扩大联邦警察权力，设立文化隔离区，限制公民自由，甚至制定了公民身份测试与忠诚宣誓等荒谬的措施。在极端情境下，人民将权利无限让渡，却将其视为必要的牺牲。

有趣的是，中国作家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设想了与《地下反抗军》和《末日湖畔》类似的危机境遇，却展现了完全相反的真相。在小说中，人们在漫长的地下生活中生出猜忌和质疑，认为所谓的氦闪灾难不过是联合政府高压统治的借口，反抗军最终推翻了政府统治并处决了所有政府人员和科学家，但是此刻灾难降临。

这里也引出了一个微妙的差异，在澳大利亚末日科幻中，统治者往往是阴谋的塑造者和参与者，需要平民英雄来推翻高压统治。但是在中国科幻中，各国政府和联合国虽然不一定是拯救人类的主导力量，但也几乎不会展现为负面形象。除了上述提到的《地下反抗军》和《末日湖畔》，澳大利亚科幻作家乔治·特纳（George Turner）的多部小说也书写了末日或后末日世界的黑暗统治。在小说《溺亡之塔》中，没有核战爆发、外星人入侵、陨石降落等突发危机，特纳选择了一种最贴近我们现实的末日导火索——温室效应，以及随之引发的海平面上涨、人口过剩和资源短缺等问题。中国灾难题材的科幻小说如《逃出母宇宙》、《流浪地球》和《三体》几乎都是未雨绸缪型，对于任何可预见的灾难提前制定求生方案。但是在《溺亡之塔》中，面对日渐严峻的生态危机，政府没有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而是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借助阶级分化将底层人民自然淘汰。上流社会斯威特（Sweet）占据10%的人口，包括政府职员、工程师、企业家等，他们享有优质的生活资源，居住在远离洪水的高地；剩下90%是只能依靠政府救济生存的底层人民斯威尔（Swill），他们被集中安置在塔楼，生存空间极度狭小，资源分配仅满足生存底线，连牙膏和肥皂都是生活中的奢侈品。阶级差距是比生态灾难更为严峻的问题，如果进行全球性的规划，本可以让所有人都获得食物，但全世界却有2/3的人在忍受饥饿。国家有意制造阶层之间的对立，并利用这种对立来维持统治。为了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国家甚至默许投放一种类似艾滋病的免疫抑制病毒，感染塔楼中的底层人民以实现人口筛选。科幻作家们通过描绘这些末日下的反乌托邦图景，对现实世界的阶层固化和权力滥用等问题提出预警。

四、历史的回响

英国科幻学者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曾提出，科幻小说虽然常常被视作对未来的展望，但其主导模式其实并非预言，而是追忆。它用幻想的方式探索古老的问题。比起未来，科幻更加关注的是当下的世界，以及如何发展为这种现在的过去。XXIII每个民族的文学书写都承载着其独特的历史烙印。在澳大利亚的科幻小说中，原住民与殖民者的抗争历史成为了末日叙事的经典隐喻。

在《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的开篇，作者克莱尔·G.科尔曼（Claire G. Coleman）有意模糊了故事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描绘原住民艰难求生的历史小说。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读者会逐渐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远比想象的要离奇和恐怖——所谓的“殖民者”（Settler）其实是入侵地球的外星人，而“土著”（Native）则是幸存下来的人类。小说题目采用了拉丁语的“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这是英国殖民者为占领澳大利亚而使用的法律概念。末日从入侵者登陆的那一刻就已开始，外星殖民者“蟾蜍”（Toads）入侵地球后，对人类实施奴役与屠杀，而人类则竭力反抗，寻找自由与家园。科尔曼以科幻叙事重写殖民历史，让读者亲身体验原住民在殖民时期所经历的恐惧和压迫。这部小说不是在描绘未来的末日，而是试图讲述过去的末日如何塑造了现在和未来。

除了殖民历史，澳大利亚的后末日小说还有一个常见的情节，也是西方后末日科幻不断重复的母题——重返中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中世纪一度被视为人类文明的黑暗时期，强大的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彻底崩塌。人类文明在这段混乱与动荡的岁月里蛰伏，寻求重生和革新的机遇。如果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作一场游戏的话，中世纪就是人类从失败中再度出发的存档点。很多后末日小说和影视作品都展现了重返中世纪的想象，早期的代表作品如美国科幻作家小沃尔特·M.米勒的《莱博维茨的赞歌》（A Canticle for Leibowitz, 1959），以及废土美学的杰出作品《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系列电影。澳大利亚作家克里·格林伍德（Kerry Greenwood）的《破碎之轮》（The Broken Wheel，1996）同样采用了重返中世纪的设定。卫星防御系统故障导致激光束扫射地球上空，引发了大量的火灾和爆炸。人类社会倒退回类似中世纪的生活方式，法律和秩序依靠古老的行会、领主和社群力量来维系。幸存者散布各地组成团体以求生存，包括以破坏机器为使命的宗教团体卢德派（Luddites）、保留部分科技与秩序的索恩佳得王国（Thorngard）和崇尚暴力的食人部落等。这部小说以少女萨拉（Sarah）的成长为主线，她在跟随旅行者流浪的过程中见证了后末日世界里部落间的冲突和合作，逐渐摆脱了卢德派的洗脑，领悟了爱的真谛，并且正视了科技存在的意义。小说中的超自然能力与残存科技形成奇妙互补，展现出人类在科技失控后，对自身潜能与自然力量的重新认知。

在中国的末日科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吃人”。“吃人”作为人类伦理的禁区，在人类的文化叙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史书《左传》记载楚军围困宋国数月，城内粮食断绝，人们被迫“易子而食”的惨状。后来的多部史书如《史记》《汉书》《新唐书》《明史》也都记载了由于战争或饥荒导致的“人相食”事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将吃人作为一种文化隐喻，象征着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与戕害。小说中的“狂人”是一个觉醒者形象，他看到历史的典籍里每一页都写着“仁义道德”，但字缝里隐藏的却是“吃人”二字。

而在科幻小说的领域，这种惊异的“吃人”母题则演化为残酷的生存竞争。在《三体·死神永生》中，被围困在澳大利亚的四十二亿人口面临缺少粮食的危机，而三体人则提醒人类：“粮食？这不都是粮食？每个人看看你们的周围，都是粮食，活生生的粮食。”XXIV三体人的话语将人类推向了极端情境下的道德拷问。在生存压力面前，人类长久以来构建的伦理秩序摇摇欲坠。

韩松的《地铁》系列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地下世界。地铁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在韩松笔下变成了一个封闭和失序的空间，用以审视极端情境下人性的崩溃和道德的瓦解。在小说的《惊变》部分，一辆早高峰地铁因未知原因不再停站，在黑暗中永无止境地前行。这就使车厢由普通的生活场景变成了极端的末日环境——封闭、与世隔绝、生存资源短缺。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已经失效，不同车厢的乘客们开始摸索新的生存法则。小说设置了一个攀岩者的视角，从外部呈现各个车厢的异化，其中一节车厢里，“乘客们正挤在一起埋头吃东西。他们拿着的，是人手、人腿和人肝……大家吃得满嘴鲜血淋漓”XXV。

张冉的《大饥之年》则扩展了这类叙事，将吃人变成一种疾病，似乎为这一行为提供了合理辩护。小说中人类被未知的真菌寄生，只有吃肉才能维持生存，这种病毒最终扩散到所有的哺乳动物中，导致人类与动物相互蚕食的人间炼狱。小说中释放真菌的科学家安德鲁·拉尔森承袭了科幻叙事中的疯狂科学家和极端环保主义者形象，认为生物进化物竞天择，试图通过真菌感染促进地球生态重现公平。

从历史记载中的真实惨状到文学作品中作为文化隐喻的运用，再到科幻小说里成为残酷生存竞争的象征，“吃人”这一母题贯穿了中国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脉络。它承载着人类对苦难和人性的深刻反思，凝聚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在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中演绎着人类在末日困境中的挣扎与抉择。

五、结语

2025年刚刚落幕，人类瞩目的21世纪已经走过了1/4的旅程。2026年是《三体》里的危机纪元，人类已经得知三体文明的威胁，启动面壁计划以作抵抗；2026年是《挚爱之子》中“五日危机”后的第36年，人们被迫生存在恐怖统治之下，麻痹自我以求安睡；而在《末日湖畔》里，2026年是幸存者们终于逃离骗局、走出地下洞穴的第一年，是尚未被书写的崭新开始。

在一年之初思考世界末日似乎太过悲观了。我们尚未经历过真正的世界末日，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无论是十五世纪袭卷欧洲的黑死病，伤亡惨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威胁全球的新冠疫情，其实都没有达到毁灭世界的规模。人类历史上的数次惊险逃生让我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侥幸。但是笔者在此想引用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警示：“人类的一切成就都是运气，生存是运气，道德是运气，思想也是运气，这种运气是极其偶然的幸运，也是极其脆弱的现象。运气不是理所当然，也不是可统计的随机概率，而是形成命运的时机和创造性。”XXVI人类的运气或许终有耗完的一天，但幸好在末日到来之前，早有科幻作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实验。愿你我以此为鉴，愿人类文明永远有值得期待的明天。

参考文献：

赵汀阳：《最坏可能世界与“安全声明”问题》，《哲学动态》，2019年第3期。

Brians, Paul. Nuclear Holocausts: Atomic War in Fiction 1895–1984.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urtis, Claire P. Post-apocalyptic Fiction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We’ll Not Go Home Agai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Gannon, Charles. “Silo Psychosis: Diagnosing America’s Nuclear Anxieties Through Narrative Imagery.” In Imagining Apocalypse: Studies in Cultural Crisis, Seed, ed. 2000.

Klein, Naomi.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Roberts, Adam. Science Fict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Sargent, Lyman Tower.“Australia as Dystopia and Eutopia.” Arena Journal 31 (2008): 109–25.

Slusser, George. “Pocket Apocalypse: American Survivalist Fictions from Walden to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 In Imagining Apocalypse: Studies in Cultural Crisis, Seed, ed. 2000.

Weaver, Roslyn. Apocalyp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and Film: A Critical Study.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1.

注释

原刊第 233 — XII 刘慈欣：《三体·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63页。

原刊第 234 — XIII 刘慈欣：《三体·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52页。XIV Sargent, Lyman Tower.“Australia as Dystopia and Eutopia.”Arena Journal 31 (2008): 109–25.

原刊第 235 — XV Gannon, Charles. “Silo Psychosis: Diagnosing America’s Nuclear Anxieties Through Narrative Imagery.” In Imagining Apocalypse: Studies in Cultural Crisis, Seed, ed., 103–117. XVI Brians, Paul. Nuclear Holocausts: Atomic War in Fiction 1895–1984.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XVII Slusser, George. “Pocket Apocalypse: American Survivalist Fictions from Walden to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 In Imagining Apocalypse: Studies in Cultural Crisis, Seed, ed., 118–35. XVIII Weaver, Roslyn. Apocalyp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and Film: A Critical Study.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1. XIX 王晋康：《十字》，武汉：湖北科技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327页。

原刊第 236 — XX 王晋康：《十字》，武汉：湖北科技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328页。XXI Curtis, Claire P. Post-apocalyptic Fiction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We’ll Not Go Home Agai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原刊第 237 — XXII Klein, Naomi.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原刊第 238 — XXIII Roberts, Adam. Science Fict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原刊第 239 — XXIV 刘慈欣：《三体·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70页。XXV 韩松：《地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原刊第 240 — XXVI 赵汀阳：《最坏可能世界与“安全声明”问题》，《哲学动态》，2019年第3期，第15页。